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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主席与外国记者对话曝罕见猛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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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主席与美国著名记者路易斯斯特朗

1958年3月13日,在武汉会见美国的斯特朗、杜波依斯时,得知杜波依斯已经91岁了,特别感慨他还如此灵活,说到自己:虽然我感到自己上了年龄,但依然有精力和体力,每年还可以游游长江。还开玩笑说:你已经91岁了,在另外一个91岁,你将会遇到马克思,也许我会先你而去,那时,我会高兴地把你推荐给马克思。

  1958年他还在党的大会上公开讲死亡,说承认辩证法,不赞成死亡不好。死了人也叫喜事,很有道理,如果孔子还活着,在我们会场上,问他多少岁,说2500岁。这就很不好。他还告诉工作人员,七十三、八十四,阎王不请自己去,还说,自己死了,你要穿鲜艳的花衣服来参加庆祝会,就说:“毛泽东死了,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。”

  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,毛泽东说:“我66岁,你61岁。我快死了。许多同志有恐慌,难对付你,很多同志有此顾虑。”所谓有同志有顾虑,是一位元帅在发言时讲道:毛主席还健在,你就这样,毛主席不在了,谁还管得了你。在林彪讲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时,毛泽东又插话说:“66岁了,随时准备打交道,准备后事。”

  1960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,他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了封信,让他们到河南信阳专区去调查。末了,特别附上一句:“12月26日,我的生辰,明年我就有67岁了,老了,你们大有可为。”

  1961年9月,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,毛泽东明确向外宾谈到了自己的死。尽管是半开玩笑,却也不是信口开河:我设想过,我的死法不外乎五种,被开枪打死,翻车,游泳淹死,让细菌钻死,从飞机上掉下来。

  这些说法,不外三类:政治谋害,意外事故,生病。

  据吴旭君回忆,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去世后,毛泽东曾和她谈过自己的死:“在战争中我有好几次都要死了,可我还是没有死。人们都说我命大,可我不信。”

  1964年在军队干部会议上,他又说到了自己的死。

  三番五次,这些表白,说得何等坦然,洒脱。可以肯定的是,在60年代前期之前,毛泽东虽然已经六、七十岁,由于他特别健康的体魄和过人的精力,虽然屡屡说了死亡话题,但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生死观,未必有什么现实的针对性,所以语调总是那样的轻松、幽默和自信。

  可到“文革”前夕,情况有了些变化。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,却有些沉重起来,多少同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有了联系,至少人们特别注意起这种联系了。

 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,那时已然是国内外关注的大事,也是个敏感的话题。

  1965年1月9日,在和来访的老朋友斯诺谈话时,斯诺问他中美之间改善关系有没有希望,接着,两人开始了如下对话。

  毛泽东:我看有希望,不过需要时间。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,我快见上帝了,也许你们有希望。按照辩证法,生命总是有限的。

  斯诺: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。

  毛泽东:我准备了好多次,就是不死,有什么办法!多少次好像快死了,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,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,血溅到我身上,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。

  斯诺:在延安时?

  毛泽东:好多次。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,过了大渡河,遇上飞机轰炸,把我的卫士炸死,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。

  ……

  斯诺: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,下一代将怎样?

  毛泽东:我也不知道,那是下一代的事。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,无非是几种可能: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;一是否定革命,干坏事,跟帝国主义讲和,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,……你问我的意见,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。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。从长远来看,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。

  斯诺在他的报道中说,毛泽东讲到这里的时候,头深深地往后仰过去,眼睛半开半合,仿佛沉湎到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去了。那是个别人难以体会的世界,不知多大,不知多深,不知多玄妙。他或许把自己放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来定位了,于是,说出让斯诺惊讶的话来:从现在起1000年之后,所有我们这些人,甚至包括马克思、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,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。

  斯诺把毛泽东谈论自己死亡的内容,也公开发表了。到1970年他重来中国的时候,斯诺说:“有几个朋友向我指出,那些话,特别是关于见上帝的话,可能是有意迷惑那些希望毛泽东早死的人。”

  传这个话的人,不知是被授意的,还是自作主张。如果说毛泽东在1965年就觉得有人希望他早死,由此说自己就要去上帝来迷惑,那也太玄乎了,也把毛泽东看得太世故春秋了。

  不错,“文革”发动前后,毛泽东的身体始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。但对毛泽东自己的内心感受来说,他想得更多的,是对身后中国命运的忧虑,但他又无能为力地叹惜,更由此体会到无论如何“伟大英明”的一生,都无法超越生死规律。

  于是,在和斯诺谈话20天后,毛泽东在给青年时代的朋友周世钊的信中,是那样直率地感叹:

  我已经衰落得多了,如之何?如之何?

  这两个问号,传达出多少心事啊!

 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,他似乎体会到个人意志和政治斗争所能达到的界限。1972年接见尼克松时,后者说他读了毛的诗词和讲话后,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思想深刻的哲学家,并认为毛泽东的作品“感动了全国,改变了世界”。毛泽东绝不是敷衍地回答:“没有改变世界,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。”1973年11月,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来访时,很想知道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组织结构的看法。毛泽东谢绝了这个未来的话题,而引向自己的生命,说:周恩来和我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。

  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界限,进入70年代以后,他多次谈起自己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了:我今年82了,快不行了,靠你们了……上帝请我喝酒。

  这是1975年4月18日对来访的金日成说的话。虽机趣如昔,但一代伟人从未有过的悲凉毕竟溢于言表。

  这年5月16日早上,女医生小李来到躺卧在病床上的毛泽东身旁。说了几句话,毛泽东便说:“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,你要不来看我,我恐怕再也看不见你了。”小李临走时,毛泽东送给她两句话:“风云帐下奇儿在,鼓角灯前老泪多。”又解释:后面一句,“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!”

  须知,九年前的这天,以著名的《五·一六通知》为标志,“文革”烈火正式点燃。那时,毛泽东豪迈挥就了他的大字报——《炮打司令部》。

  面对美人迟暮的袭击,毛泽东有自己的承受方式和表达方式。

  他找人来替他读书,说古论今,自觉不自觉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敞开那并不随意打开的心扉,流露出一些真情,一种“如之何,如之何”的生命感受。

  在邓小平大刀阔斧搞整顿的1975年那个夏天,毛泽东让芦荻给他读王粲的《登楼赋》。王粲这篇赋写于他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之前,当时在荆州避难,一无建树。本想登楼望景以解忧愁,勾起的却是长年流离,归乡无路,报国无门的浓愁深悲。全文风格,沉郁悲凉。毛泽东听后评价说:这篇赋好,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,但也含有故土之思。在分析这后一方面的思想感情时,毛泽东接着发挥说:人对自己的童年,自己的故乡,过去的朋侣,感情总是很深的,很难忘记的,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、怀念这些。如此千载幽幽的情思,在毛泽东凯歌行进的时候,是较少流露的。但是在病魔缠身的迟暮之年,却直率地谈文纵情,评人论己了。因为王粲写《登楼赋》时,才30岁左右,自然说不上“到老年更容易回忆……”

  这年,他又让人给他念庾信的《枯树赋》。开始,他静静地听着,面部没有任何表情。猛然间,他声音微弱地苦吟起来:“此树婆娑,生意尽矣!至如白鹿贞松,青牛文梓,根柢盘魄,山崖表里。桂何事而销亡?桐何为而半死?……昔年种柳,依依汉南;今看摇落,凄怆江潭。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!”神志的极度清醒,脑细胞的极度活跃,与躯体的衰老形成了极大的矛盾。忧患殊深之外,又添老病无奈之情。庾信的《枯树赋》抒发的是英雄暮年的凄凉情感,反映的是一种在自然规律面前无可奈何的失落心态。

  这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,在外面的世界敲锣打鼓欢庆节日的时刻,毛泽东却同工作人员孟锦云谈起了贾谊的《鸟赋》,说自己已读过十几遍,“还想读,文章不长,可意境不俗”。

  这是一篇什么样的作品呢?贾谊失意时,被贬为长沙王傅。有一天,有一只鸟飞进他的屋子,贾谊见后,黯然神伤,因为这鸟像鸦,属不祥之鸟。加之长沙潮湿,贾谊体弱多病,于是觉得自己活不长了,便忧伤地提起笔,写了这篇《鸟赋》。文中例举许多强盛一世的人物,都有衰变结束的时候,以其说明“命不可说兮,孰知其报”,“天不可预虑兮,道不可预谋”的忧患,同时也表达了“万物变化兮,固无休息”,“化为异物兮,又何足患”的通达乐观。

  毛泽东从中受到什么启发呢?他对孟锦云说得很明白:“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,人无百年寿,常有千年忧,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,连办得到的事也耽误了。秦皇、汉武都想长生不老,到头来,落得个‘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’。”

  真是人事无常呵!随它去呢,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!

  是呵,他太疲倦了。许多事情,对他来说,已然是力不从心了。

  但是,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。他心里并没有停止歌唱,革命家的心不甘。(转自《毛泽东之魂》 陈晋 东方出版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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